康有为呼吁物质救国于完成《大同书》之后不久，引起后人对康氏思想的质疑，他是否从理想性的乌托邦转变到关切国家存亡的爱国主义了呢?萧公权教授指出:康“只是调整重点，而非突然间的思想转变”。萧教授认为，康有为仍然保留乌托邦的大同思想，但当时国家遇到生存危机，使他不得不调整他的注意力。换言之，呼吁物质救国的国族主义，其意不过是迈向大同的必要步骤，因其相信乌托邦乃所有国家的最后归宿。康自认为曾误以为欧美物质文明已接近他的大同理想，故更强调最后理想必须要按部就班，绝不能一践而就。然则，康有为不认为遥远的乌托邦与当前列国竞争所需的爱国主义有何矛盾之处。    

康有为物质救国的论述无疑展现了高度的国族主义，但他深信物质是普世价值，因现代文明不仅给人类带来富强而且愉悦。他看到轮船将世界拉近，铁路带来财富，工业化提升生活水准，都市化美化生活环境，类此所谓物质文明，显然属于世界的，并无国家或文化的界限。他初见以欧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的新世界，以为已经看到乌托邦的曙光，但几乎同时他警觉到现代势力的黑暗面会危及中国之生存。    

从另一观点视之，康有为力促中国进人物质文明的新世界，不仅为国家生存，而且也是现代人的共同道路。康氏所说的现代世界，从未将东方与西方分得很清楚。他一直强调人类的发展必须循序渐进，然亦要能随时应变，认为不管任何国家或文化的思想与制度，适应社会进步的特定阶段至关重要。康既知中国在物质文明落后于欧美，故必须迎头赶上，而作为物质文明基础的科技并非仅属西方，而是属于全世界。富裕与快乐既然是人类的共同愿望，那么各国和各种文化都可以享受人类进步的成果。    

康有为视现代化为人类共同的目标，并不是要抛弃中国的伦理道德，因认知到在世界大同到来之前，各国拥有不同的文化，作为组成未来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在乌托邦到来之前不能先弃自己特殊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现阶段可以相互影响，能够互惠，文化才能充分发展。许多康氏同时代的人也认为不同文化最终会形成世界文化，差别在于他并不认同全盘西化，因他始终坚持现代化不等同西化。    

另须指出的是，康有为对现代物质文明并非一厢情愿，盲目崇拜，他也看到不如人意的地方，不过他将理想与现实分得很清楚。他在欧美旅行欣赏盛景之余，也目击到脏乱与窃盗。然而现代物质文明虽不完美，但仍是中国必须要仿效的模式。康氏欲使中国进人物质文明的新世界，在大同世界到来之前，绝无意要牺牲中国文化，而他此意似未被当时人或后人充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