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概念的界定，因人而异。马克思认为:“物的价值表示物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刘易斯认为:“价值是用以表称事务显现作用的范畴。国内学者袁贵仁认为:“价值可以理解为，客体对于增强人的本质力量或主体所有的作用和意义，就是指某事、某物、某人作为客体，能够直接或就间接地帮助和提高人的主体力量”。虽然概念之间的界定有所有差异，但其共同点都认为，价值是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功用，而且这个功用是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取向则是选择、确定事物的方向或部分。那么，价值取向就可以认为，主体在对客体的功用做出研判的基础上，对客体某些功用进行相应的选择和追求。课外体育运动的价值取向就是人们对课外体育运动的各种功用认识的基础上，对其某些功用进行的选择和追求。课外体育运动原属学校体育的一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但是在民国特殊语境下，课外体育运动却有其特殊的价值预设与发展路径，尤其在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之前，体育课堂教学内容规定为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课外体育运动则无相关规定，各校可自行组织和选择内容，致使课内与课外的内容大相径庭，历史上将此种现象称为学校体育的“双轨制”，这种现象直到“壬戌”学制的颁布，才逐渐消失。即便如此，在抗战之前，较之于课堂教学严格的管理，课外体育运动仍然处于相对宽松的管理状态，与课堂教学仍有些许差异，因此，对其做单独考察可以对学校体育整体有更深的认识。此外，民国时期的课外体育运动伴随着欧风美雨的东渐进入中国，其发展也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思潮，课外体育运动价值取向的逛通变迁之路一定程度折射了其时社会思潮的变化，因此，梳理其变迁之脉络，对认识当时社会思潮的演变及学校体育思想的走向也有裨益。

体育救国思潮的兴起与人们对课外体育运动的提倡    

明清之际为体育埋下的“星星之火”如果没有得到重大触缘并不一定会形成“燎原之势”，而点燃这一“火种”的便是鸦片战争。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兵赞不断，以致国事日整、民风赢弱，为摆脱亡国危机，振奋国民精神，有识之士夙夜匪懈地探索救国强民之道，在探索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国势不强在于人民软弱，为此，具有涤荡涣慢萎靡之风和强身健行之功用的体育获得了有识之士的“空前尊飨”“体育救国”的口号几如众口砾金，成为时人的共识。徐一冰提出:“强国之道，首重教育，教育之本，体育为先”f81湖南岳云中学校长何炳麟认为:“国家之强弱，赖乎国民之健全、国民之健全，恃乎体育之普及”。彼时，身体的强壮被认为是国家强盛的基础，体育承载着培养国民身体的使命，学校体育也顺着这阵“体育救国”东风获得了广泛开展，自19世纪60年代伊始洋务运动新式学堂“洋操”的出现，到20世纪初期的“体操”课程，再到 20世纪20, 30年代“体操”更名为“体育”，体育始终镶嵌在中华民族的变革发展中并被认为是学校教育不可须臾离的部分。    

在“体育救国”思潮的影响下，课外体育运动也得到了广大师生的青睐与提倡。一叶认为:“自欧势东渐，国人既休于非武装不能和平。国人更鉴于健全之精神寓乎身体，而体操列为必修科学，三育实行并重，且时开运动会以规成绩，以促进步，亦既有年矣。然学校生徒之赢弱如故，搂躬屈脊之疾病又如故……盖未注意于体操课外之体育耳”。安庆女中李兰芳老师认为:“中国人的身体，早已得了欧美人士的末等奖，赠了一个今名“东亚病夫”，所以我们不能不厉行强迫体育，努力提倡课外运动，使学生于一定时间，出场练习，如此则学生之身体自是日趋健康之域、“东亚病夫”之议，亦不难洗雪了”。内忧外患的环境为课外体育运动在中国发展提供了相应空间，救国亦成为其时课外体育运动当仁不让的任务。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课外体育运动虽然只是学校体育的一部分，但是通过对其在民国时期的逛通变迁之路管窥鑫测后发现，它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一个国家面临危机时是如何扮演相应角色并肩负起救亡与启蒙双重任务的。课外体育运动的价值取向在短时期内便经历实用理性、理性精神，最后复归于实用理性的交织演变过程，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当时学校体育发展的复杂性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因此，我们在把握课外体育运动的变迁之路时应与注意当时的社会环境，将国内外因素统筹考察，这样才能更好把握其发展的内在理路，才能对其时学校体育思想有更深刻的认识。转瞬即逝70年，目前作为“救国工具”的课外体育运动已渐行渐远，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在此背景下，课外体育运动如何平衡其理性价值与实用功能，如何重塑其应有地位，发挥其应有功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