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开启了一个历史新阶段。民国甫建，千头万绪，百废待兴，然学校教育乃树人大业，不能不及时更革，故当年北京政府就发布了“中小学校令”及相关的教则或施行规则来统一学校课程。关于历史课程，规则中强调“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这显然是基于对新建立的共和国必须认同的现实需求，与清季学堂章程要求“多讲本朝仁政”的思路是一致的。在清朝已经灭亡的背景下，戊戌维新不再是需要回避的政治敏感问题，所以民初所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基本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且篇幅上明显超越以往。这些教科书虽也立足于客观介绍戊戌维新史实，但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说变法之发生是因当时西太后那拉氏“独擅朝权，贿赂公行，吏治益坏，外侮又乘之迭起”，“会中东之役，败于慕尔之日本，于是有志之士，益相与译新书、谈新学，排外自大之气，为之一变。粤人康有为屡上书言时政，其弟子梁启超等设《时务报》馆于上海，风声所树，举国倾动，中华革新之机，实肇端于此时。”光绪帝“忧国事日非，发奋求治，图变法自强。”这样的描述，于字里行间予戊戌维新以肯定，康有为、光绪皇帝是正面人物的代表，慈禧太后则成反面典型。如此判断，大体奠定了此后书写戊戌维新历史的基本立场。同时这与课程规则的要求也相统一，即对戊戌维新的肯定，是为书写后来的反清革命、建立民国的正义性、合理性做了铺垫，就像有的教科书所总结的那样:“(清季)政治上之文明，乃为最少数之权贵所把持，而不容吾民之稍谋进益，于是全国推翻专制之决心几合京瓷内外而一致。风云一起，曾不数月，而清命以倾，遂为废除专制进趋立宪之良好机会。此则国民之治本期历史者，所当感受。”这样的结论，显然与当时课程规则中要求历史课需“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的规定全然一致。    

民国建立十年后的1922年，北京政府进行了学制改革，时值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中国教育界取法美国，设计了新的课程方案。对于历史课程，不再像清季或民初那样赋予较多的外在功能特别是政治功能，而是要求“追溯事物的原委，使学生了解现代各项问题的真相。”具体到“近世史”，仅是列出“清末大事”、“清末外交”等条目，未做写作上的要求。这种相对宽松、笼统的课程纲要，使得教科书编者可以更为独立、自由地进行历史叙述。所以这一时期有关戊戌维新及康有为的叙述，不仅篇幅大大超越此前，而且历史细节更为丰富了。如顾领刚、王钟麒所编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以“维新运动”为题，用两千余字的篇幅，对戊戌维新的前因后果做了系统描述，认为康有为所领导的维新变法之所以发动，即基于“那时知识阶级的优秀分子，一面秉着先辈治学的怀疑精神，即随时发露求是的倾向，一面因与外人接触的机会日多，对外的认识又渐渐清楚，于是革新的动机便勃发而不可遏抑了。”同时，“经过了中法、中日两次的战役，船坚炮利并不足恃，而那种慕影逐末的弱点却尽情暴露了。中国人既受了这样一番教训，自然会转变态度，着眼在政治方面，另谋一个改造的方案，于是有打着‘变法自强’的旗子来运动改革政治的‘维新党’出现。”维新变法在旧党和慈禧太后的打击下失败，“这便是戊戌的政变”，“旧党既得完全胜利……惟主要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二人却已逃亡海外，非但不能把他们捉来泄忿，而且他们反在外面攻击太后，牵制朝局。于是不上两年，太后竟迁怒外人，酿成空前未有的大交涉，几乎把中国的元气毁灭一个干净。”这样完整的叙述和鲜明的价值判断，为以往所少见。再如高博彦所编的《中国近百年史纲要》，以“戊戌变法”为题，分立“变法之背景”、“德宗变法”、“戊戌政变”、“政变以后之政局及其影响”四个子目，用数千字的篇幅，系统论述戊戌维新的前因后果和主要史实，其基本架构和格局，几接近于现今的著述。可以说，这一时期对戊戌维新历史的书写，无论是史实的把握，还是价值的判断，都比此前细化、深化了许多，并奠定了此后相关书写甚至学术研究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