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史记》与道家思想这一论题，前人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司马迁的道家思想和辨析《史记》的儒道倾向，而从《史记》文本角度出发，去研究道家思想的文学表现的则比较少。

一、语言风格的接受

关于司马迁语言颇负道家风格这点，苏辙早有慨叹，“其文疏荡，颇有奇气”。王萍《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认为庄文汪洋恣肆，《老子》文简义约。《史记》之文，在道家文学的影响下，同样富于一种言简意深、文约义丰的倾向。李彤的《司马迁与自然之道》将《史记》朴素、自然的语言风格归功于道家思想，并分析了《史记》语言极具表现力的原因，司马迁在先秦散文的影响下，借鉴了其新鲜、生动的语言风格，同时加以自我吸收和创造。文章指出：“《史记》的文章风格，强烈感情的外泄，使得一部史书充满着文学的感染力。司马迁欣赏庄子‘其言洋自恣以适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老子韩非列传》﹚，他写作时亦听任感情的潮水纵横奔流，而进行畅快淋漓地叙事议论抒情，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潇洒自如，有似庄子之文汪洋恣肆的风格。”邢璐《“和光同尘”——浅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中也持以上观点，认为司马迁颇有道家风格。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指出，在语言风格上，司马迁同庄子一样，是以“奇”著称的，所以刘生良先生认为“司马迁是《庄子》的爱好者”，“其行文之纵横开阖，笔势之流畅飞动，颇有奇气”“与庄子有神似之处”。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谈到《史记》对《庄子》的接受时，也谈到语言的“汪洋恣肆”和奇异的文章风格。

二、人物塑造的接受

关于《史记》人物塑造和评论的标准，最能凸显司马迁的思想倾向。郭明友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一家之言”中的特殊地位》中认为，道术之用所向披靡，表现在写人叙事中若隐若现地自然流露。王洪泉在《<史记>与黄老思想》一文中，对帝王、辅臣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所取得的成绩进行表扬。同样赞扬用黄老道家取得实践成果的还有邹军诚的《从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看其学术思想》和郑振邦的《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朱国芬在《论道家思想在<史记>中的发展》一文中表明，老子提倡“后其身而身先，处其身而身存”，即赞扬圣人这种谦退无争的高贵精神。在《史记》中，司马迁即以这种思想来判断评价历史人物。道家的平等思想，在《史记》的人物塑造中也多有体现。蔡尚思在《司马迁是寓思想于历史的模范———表面尊孔实则反儒》一文中，认为司马迁在人物塑造上秉持着平等的思想，李建安、祁国宏《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批判性接受及原因》中写到司马迁对道家思想的接受，列举了采用黄老思想治国或献策于君上的人物。郑振邦《析司马迁的历史是非观》一文中，通过对《游侠列传》的点评，表达对处于社会下层弱势地位民众的同情。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一文中表达对地位低微但品节高尚，并取得卓著功业的人物的赞扬。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中将《史记》对《庄子》的形象塑造接受上分为三类，分为物的形象、人的形象和自我形象。

三、艺术手法的接受

钱禹辰《<史记>对诸子文艺思想的评论》中谈到《史记》对《庄子》艺术风格的接受表现在“指事类情”的讽喻艺术上，并简要介绍了“指事类情”的概念与来源，称其“并非庄子的独创，而是先秦诸子著作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孟子、荀子、韩非等人都是以擅用比喻和寓言著称的”。但是《史记》唯独在对庄子的评述中提到了这一点，其态度可见一斑。同样谈到“指事类情”的还有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而且，司马迁引用并改造了《庄子》一书中庄子拒楚王使的寓言，以此对庄子“指事类情”的艺术风格进行了直观的展示。

在对庄子抒情方式和内容的接受上，刘洪生《司马迁的庄学研究及其意义》分析了《庄子》所抒之情的深刻内涵，看似透过其“滑头”“混世”的表象，实则隐藏着“乱世之下苍凉的悲歌和无奈的感慨”。并认为庄子所提出的“逍遥、齐物、无为、自然”的思想，表达的是“对生命的珍爱和对强权的抗争”。然后，归纳总结了《史记》中最感人的部分，寻找到了司马迁对于那些可歌可泣的悲剧英雄倾注了真诚的激情。作者认为这完全是受庄骚悲剧精神影响，可谓是“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庄子·渔父》﹚。因而，刘鹗在《老残游记》自序中云：“《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

在述事结构上，王萍《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首先分析了司马迁写《史记》以黄帝开篇的原因，《五帝本纪》为《史记》之首，而黄帝又为《五帝本纪》之首，文章指出，这源于对道家尤其是对黄老学派黄帝的崇拜。纪晓建《<史记>中道家思想占主导》一文中也同样表明，司马迁的《史记》是“托始黄帝，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