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筑史，按照建筑属性和价值取向可一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始于汉初萧何对末央宫的营建，到汉武帝时期皇家宫殿苑同的建设达到高峰这一时期的建筑主要涉及帝王苑同，其目的在于强化王权威势、满足其奢糜需要，可称为“欲望性建筑”后期，即汉元帝、成帝、哀帝、平帝时期在这一阶段，儒家经学之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坐大，其带有强烈清教色彩的尚俭节用观念开始全面主宰社会的价值判断作为这种观念的反映，自汉元帝至汉哀帝，国家几乎无所筑造，同时对前代帝王的苑同和陵寝进行了全面清理；子易言之，西汉前期的“建”与后期的“毁”，构成了截然对立的两极但是，对于怀抱儒家建国理想的士人来讲，拆除这些欲望准建筑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要在大破大立之间，为新型政治体制的建立寻找更恰切的标识物西汉后期，这种被儒士追慕的“新政’就是回归周公之制；而作为其标识的建筑.则是象征那一时代礼仪或伦理精神的明堂、辟雍和灵台。

西周时期，明堂、辟雍.灵台是最具象征意义的三大礼制建筑其中，明堂是周天子接受四方诸侯朝谨、祭祀天地诸神及祖灵的场听；辟雍是王家学宫，负责宣明教化，教育贵族子弟，灵台最旱筑建于周文王时期，原用于祭祀天地、发布时令，教化黎民农耕，至春秋时期逐步演变为帝王的苑同就其作为苑同的意泛来讲，它往往与帝王的游乐及奢华生活相联系，但在《诗经·灵台》一诗中，却描写了民众为文王筑台时的一派欢乐祥和场景因此，在后世，灵台也就成为帝王与民同乐、天下其乐融融的象征据此可一以看出，明堂、辟雍、灵台代表了周代礼乐政治的三个主要面向:一是明堂所象征的天下一统、人神和谐，主要涉及国家政治；二是辟雍所象征的教化流行、礼乐雅奏，主要涉及贵族教育；三是灵台所象征的君民同乐、上下和谐，主要涉及君民关系三者的结合，意味着周代礼乐政治的完整形态借助建筑的形式进行了直观的宣不，从而也使这三种伦理性建筑成为后世儒家王道理想的象征

有周一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其中，祭祀的目的在于获得神灵的保佑，并促进亲族团结；战争的目的在于使四夷归顺，诸侯来享当时，这两项对国家而言最重大的事情都是在明堂进行的，所以明堂在如上三种建筑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按《礼记·明堂位》，周公在其辅政的第六年，就是在明堂接受诸侯的朝贺，以此象征礼乐政治的成功如其中言:“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从历史文献看，也许正是因为明堂在三大礼制建筑中最具代表性，至汉代，它最终取代了辟雍和灵台，成为天了太平、棋世降临的唯一象征如蔡《明掌论》所言:“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沮，以配上帝者也……故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官司备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洪之力策翼乙政叔之听由生，变化之所由束，明一统也……故言明堂，事之大，义之深也一取其宗礼之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门太庙；取其尊祟，则曰太室；取其乡明，则曰明带.取其团门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四面周水圆如壁，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其实一也”(P.2158)这段话，明确指出了汉代明堂将诸种礼仪教化功能集于一身的性质而辟雍、灵台等，则是明堂的组成部分，或者与明堂构成了主从关系，即作为其辅助性的建筑配置继续存在。

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王莽在大司马、太傅位上被赐号安汉公，与太师孔光、太保王舜、少傅甄丰共同辅佐新帝，号为“四辅”至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又被加赐宰衡之职，官居四位辅命大臣之首同时，他的女儿嫁给了汉平帝，辅命大臣与国丈的身份集于一身正是在这一年，王莽开始修建明堂、辟雍和灵台如《汉书·王莽传》所载:“是岁，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作市、‘常满仓，制度甚棋”从史料看，汉平帝元始四年，无疑是王莽彻底确立自己政治地位的一年，也是他开始执掌国政并大展宏图的一年他动议修建明堂、辟雍和灵台，应是一揽子新政计划的组成部分他在主政之初之所以先从文教或具有象征意义的礼仪建筑着手，无非是这种方式有助于提振天下儒士的信心，使国家能够在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焕然一新。

除了宣明文教，王莽筑建明堂，还有更深层的政治考虑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平帝九岁即帝位，当时王莽位极人臣，他和平帝的关系极类似于周公与幼帝周成王的关系王莽正是因为有这种历史的映照，才能为他权力的无限膨胀确立合法性，同时也为他致力于儒家的政治实践铺平道路在西汉伏胜《尚书大传》关于周公之治的记述中，他“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从周公的摄政历程看，第六年无疑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在这一年，国家的政治经营告一段落，太平棋世也自此开始当时，象征周公治政成功的诸侯朝贺之礼正是在明堂举行；子这预不着，以周公自许的王莽，需要通过修建明堂强化儒家士人的相关历史联想，并借助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建筑为自己寻求政治和历史定位同时，在汉代历史上，明堂因为与周公制礼这一伟大事件相联系而代表着儒家的政治宿愿此前，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明堂，制礼服，以兴太平”(《汉书·利乐志》)但这一举措受到了他的祖母窦太后的激烈反对，最后不了了之后来的昭、宣、元、哀之世，没有人再提及这一问题这样、_五莽的立明堂，就不仅仅是为了砒立自己摄政的正当性，而是带有振哀起弊的意味，即将西汉数代帝王没有实现的梦想在伯这里变成现实

与周公在明堂接受诸侯朝拜相一致，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也在新落成的明堂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如《汉书·王莽传》所记:“(汉平帝元年)五年正月，拾祭明堂，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余人，征助祭礼毕，封孝宣曾孙信等三十六人为列侯，余皆益户赐爵，金、帛之赏各有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周公在完成明堂祭典的第二年，就将政权还给了周成王，但王莽却并没有这样做从《汉书·王莽传》等文献看，这显然存在着对制礼作乐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理解的差异对于周公而言，他在明堂接受诸侯朝拜，意味着制礼作乐的完成，而对于王莽来说，则更多预不着这一历史使命才出现一个开端如他在庆典之后的奏章中讲:“今大礼已行，助祭者毕辞，不胜至愿，愿诸章下议者皆寝勿上，使臣莽得尽力毕制礼作乐事事成，以传不天下，与海内平之即有所间非，则臣莽当被佳上误朝之罪如无他谴，得全命赐骸骨归家，避贤者路，是臣私愿也”(《汉书·王莽传》)也就是说，明堂庆典不但不是他行将功成身退的信号，反而是他以儒家理想全方位介人社会改造的起点

但是，王莽至此也站在了一个历史毁誉的交义点上:一方面，他要全面推行新政，就必须获得汉家皇帝的更大授权；另一方面，礼乐政治的成功实行，汉朝皇帝则应该给他更高的赏封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在帝王授权和王莽继续得到封赏的极限处必然会生他与帝王之间原本尚存的君臣分际日益尽糊，并最终使两者重叠，直至将汉家皇帝取而代之据《汉书·王莽传》，在明堂庆典之前，王莽已‘爵为新都候，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Cyl马绮贵、号尊、‘自’重，一身,蒙大虫者五”，以至于仇使用的印章如何刻写都发生了困难勿庆典的成功意味着皇室应继续给子王莽新的封赏尹但这时，可一以给子人臣的启’位已达到了极限面对这种状况，皇室惟一可一以想到朗解决办法，就是进一步提高王莽的政治待遇，让他享受“九命之赐”，即在车马、服饰、府第、侍从等方面给子超常的配置但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群臣认为，周公辅佐成王时，实际上已不再是臣子，而是代行天子之位，即“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群臣，发号施令，常称王命”(《汉书·王莽传》)·这样，让王莽继续留在臣子的位阶，就等于让他空享周公之名，而没有周公的实际身份根据这种历史论述，公元6年，王莽从宰衡进一步跃居为“假皇帝”或“摄皇帝”，并废掉汉室皇帝的年号，改为“居摄元年”

根据这一逐步上升的逻辑，“假皇帝”或“摄皇帝”仍然会成为王莽全面推行新政的障碍，于是他干脆在公元8年“即真天子之位，定天下之号曰‘新”’(《汉书·王莽传》)这最终的改变，对于汉王朝而言是致命性的同时，这种膺越行为，也无法再从经典中找到依据，因为任何儒家文献都不会为臣子窃国提供合法性在这种背景下，王莽最终不得不彻底抛弃屡试不爽的历史论证法，而改从符命图中为自己另立新朝寻找根据从史料看，王莽对符命的利用始于他做摄皇帝时，因为在这一阶段，周公辅政的“故事”已不足以支撑他的膺越企图，所以不得不借助符命来增加说服力如《汉书·王莽传》:“是月，前辉光谢嚣奏武功长孟通浚井得自石，上圆下方，有丹书著石，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矣”至公元8年，即王莽另立新朝的那一年，历史论述则全面退场，彻底让位于“齐郡新井”、“巴郡石牛”、“扶风雍石”、“金匮策书”等一列充满天命意味的符命预言要言之，在历史的极限处接续以天命，这种论述方式的变化，为上莽从人臣向摄皇帝、再到真天子的演化提供了一个有序可一寻的线索而明堂等礼制建筑的修定以及相关庆典的完成，则为他的历史角色从周公再世向窃国者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节点。